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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，書報攤的主人多是大陸撤退來臺的退伍軍人，生活困頓的他們占地為王，搶到一根廊柱，擺些回收的破爛傢伙就做起營生。由於重慶南路是旅客搭火車進臺北城的必經之處，往來人潮多，所以書報攤生意興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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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是從重慶南路發源，書報攤像撒豆成兵，迅速的蔓延至懷寧街、?陽路、博愛路、成都路、峨嵋街、中華路、西寧南路、延平北路、延平南路，成了街道的另類風景，之後，公車售票亭也如此炮製，甚至賣愛國獎券、口香糖等小吃食。由於書店沒有販賣報紙，書報攤紛紛與派報中心合作，成為最熱騰騰的新聞供應站，清晨上架，午後換晚報，當年有《中央日報》、《徵信新聞》（《中國時報》前身）、《聯合報》、《民生報》、《新生報》等；雜誌有週刊、月刊、青年貸款率利條件中文或英文等；年節則賣日曆、月曆、紅包袋等。顧客買報時會隨手帶上一本雜誌，書報攤就以報紙與雜誌互相帶動、創造業績。報刊畢竟利潤微薄，於是攤子開始擺出風漬書、舊書，又因這些風漬書必須花時間整理清潔，賺頭少，還不如賣新書來得好，因此，出書量少、難與經銷商打交道的小出版社，便與書報攤談寄售（或稱代售），爭取擺「平臺」的曝光率，折扣自然可以溝通，以建立出版社、書報商、讀者三贏的局面。

當時白手創業的文化人都很辛苦，我在書店當小學徒時，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下班後，騎著第一銀行小額貸款生了鏽的破舊腳踏車，到每個書報攤送書籍與雜誌。當時，書街周遭的書報攤就有兩百多個，盛況比書店更勝一籌，更有多家專做書報攤生意的中盤商，早期有黎明書報社、中期有農學社、後期有日全書報社，後來都成了出版社密集拜訪的通路商。有段時期，連書店門市也必須依靠他們提供暢銷品，厲害者一次可訂下出版社的半數印量去發行，而且不退書。出版社與書店的結帳，以三個月期票支付，而書報攤可以月結現金，所以到了月底，可以看到騎腳踏車沿街收帳的一人出版社老闆。以打游擊成軍的書報攤突破自由競爭的瓶頸，創造了競爭力的奇蹟。詩人周夢蝶在武昌街一段五號「明星咖啡館」門口擺設書報攤，比較特別，他沒有賣書報，只陳列文學雜誌以及詩人們的詩集，這裡是作家、學生和讀者經常流連的地方，也因此成為書街最美的文學地標。周夢蝶的書攤從一九五九年開始，持續二十一年，風雨無阻，直到他昏倒被送醫為止。早期有一些位置夠好的書報攤，只需要銷售幾本刊物，即有豐富的營收與利潤，如《空中英語教室》，當時學英語是全民運動，幾乎人手一冊。國外的英文雜誌如《TIME》、《Newsweek》、《讀者文摘》（中文版、英文版），以及財經雜誌《財訊》也很拉風，文人劉少唐辦的《傳記文學》更是最受佳評的長銷雜誌。到了一九六七年，政府為了管理，發起路邊書報攤的牌照登記，沒領到牌照的，或遇交通量大的地方，該攤位必須撤除。這一政令當然促使攤主與位置重新洗牌，手腳快或有關係可攀的人都成了既得利益者，每一根廊柱都是財神。在黨外抗爭的年代，書報攤更是黨外雜誌流通的祕密基地，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六年，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，有的累積了財富；有的則受牽連，捲入是非而坐牢。但書報攤所帶動的人潮對書店並沒有關聯，據我觀察，書店與書報攤的讀者完全是兩群消費者，需要不同、思維不同，購買行為也有差異。面對門口書報攤的花樣，向來配合政令、正經八百的書店，只能以「不屑與地攤文化互鬥」的心態自我平衡，畢竟書是知識分子的糧食，不是叫賣的物品，買賣該維持基本禮儀，這是當時書街店家一致遵守的默契與美德。對當時的讀者而言，逛書街是精神享受。看到喜愛的書、需要的書，即使口袋空空，無法滿載而歸，也不會沮喪，書永遠在那裡等你翻閱，總是讓人心情平靜、意氣風發，精神飽滿、踏實，有著無所求的滿足。在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下，當年繁華一時的書街，讓不少出版社、書店、中盤商、書報攤因書致富。只是沒有人想到繁華也有落盡時，二○○○年之後，隨網路興起，顛覆了閱讀習慣，也改變了生活節奏。重慶南路書街從極盛時代的一百多家，目前僅剩十來家，一些老牌書店陸續歇業，具有規模的正中書局、文化書局、中華書局、商務印書館等，不是搬遷就是改建成旅館，僅剩少數幾家大型書店與專門書店堅守本位，在時不我予的大環境下，他們的存在對書街具有標誌性與意義性。（下）（本文摘自《書街舊事》一書，時報文化出版）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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